如今北京街道的行道树很多为国槐。国子监街、南池子大街、北池子大街、南长街以及北长街、东交民巷、正义路等,都是北京人经常喜欢走的街道。夏秋时,浓密的树荫遮天蔽日,给行人带来凉爽惬意。
不过,很早之前,我家住的胡同很窄,印象中就没有像样的树,更别说国槐了。而北新桥大街两侧的行道树是白蜡树。所以,我认识国槐是从景山公园的歪脖树开始的。
自从了解了国槐之后,便对它非常喜欢。记得儿子还小的时候,我送他到史家胡同小学上课。学校院子西南角有一株国槐,围着古树用砖砌了一圈座椅。课间,孩子们就在树下嬉戏打闹,老槐树像一把撑开的天然巨型“绿伞”,罩着一群又一群顽皮的孩子们。这个场景令我记忆犹新。
工作以后,遇到这么一件事。天安门广场东侧有一条新大路胡同(北靠中国历史博物馆,南临北京市检察院),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这条胡同里有一家饺子馆,把炉灶搭在一株古树(国槐)旁,天长日久,这棵树被活活烤死。有一天,被市领导发现了,领导处罚了相关负责人。这事在当时影响很大。没过多久,正义路2号院内有处附属房要翻建,我去看现场,发现房子旁有株国槐,编号和烤死的树连号,于是,我建议这房离古树太近,不能翻建,要不就简单维修一下或者移地建设。对方表示非常理解,古树也得以保存。
1998年王府井大街改造,施工单位为图方便,把大街两侧的国槐全部移走了,换成了银杏树。20年过去了,银杏树也没有长出彩来。现在看真不该多此一举,费力不讨好。1996年朝阳门内大街、东四西大街改造以及1998年的平安大街改造都是如此这般。相反,之后西单北大街改造时,把大街两侧的国槐保留了,效果很好。老树不仅界定了原有街道的空间,而且绿荫量大,遮阴效果好,使人有怀旧的感觉。
2000年改造王府井教堂广场时,设计条件明确要求,除教堂的室外、大门及部分院墙保留之外,广场上的四株国槐必须保留。其中,离教堂近的两株国槐为二级古树。如今,古树长势很好,只是离大门的两株国槐长得不如从前。估计当年受施工影响较大,希望这两株国槐能枝繁叶茂,这样,教堂广场的景观会更加有味道。
这些年,北京也有为保护一株古国槐,而重新设计道路的案例。比如西南二环路、德胜门外大街等,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。
2017年秋天,我同妻子一起参观宋庆龄故居。看到院子里有株古槐,已有约五百年历史。它的枝干昂首向天,东面则匍匐于地,形似欲飞的凤凰。当年,宋庆龄为其取名为“凤凰国槐”。
2018年10月,我去东岳庙参观,刚一进庙就被一株老树吸引。这里有“先有老槐树,后有东岳庙”的说法,据传该树龄在800年以上。民间亲切地称它为“寿槐”,也称“福槐”。东岳庙里的最后一进院落内还有一株“状元槐”,每年高考前,都有考生及家长前来“祈福”。
2019年5月,在协和医院看病候诊时,我特意在老楼的花园里走走,偶遇一株清代国槐(约310年),顿时觉得协和医院在我的心目中又高大了许多。这株古槐主干已经没有了,但它长出了新的枝杈,体现了国槐顽强的生命力。不由得想起,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,来到协和医院,经过医生们高超医术的治疗起死回生,这与古槐的气质,可谓异曲同工。
同年秋,我还到钱粮胡同1号,看望了一株清代国槐(约110年)。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株古槐旁有一溜南房,其中两间是理发室,男同志为周一、周三和周五开放,隔天为女同志开放。当时,王府井鼎新理发馆退休的任师傅在此理发,他慈眉善目,戴着眼镜,常穿一身深色的中式裤褂。当年,我下班后,在院里单位浴池洗个澡,再找他理发。现在房子早就没了,老师傅不知身在何处。幸运的是,那株古槐还在。
近几年,我喜欢逛胡同,东走走、西看看,有一些胡同的国槐令我印象深刻。比如东四三条胡同东口十几株大槐树就特别喜欢,再有东棉花胡同进东口不远处有一株粗壮的国槐,西口路南也有几株。雨儿胡同内没有大树,但国槐藏在11号院子里,古槐树长在院里,树冠覆盖了胡同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金鱼胡同新建台湾饭店,门前保留了国槐。如今,饭店拆了,原地新建了华尔道夫酒店,古槐树依然健在。当然,北京的国槐,最出名的要数故宫武英殿东侧的“紫禁十八槐”,据传为元代栽种。而北海公园画舫斋内,有一株“唐槐”,据说至今已1300多年了。
由此可见,1987年国槐当选北京市树,当之无愧。如今,无论您走在北京城哪里,还是在北京的胡同里、四合院中,您要是看不到国槐那就少了很多味道。